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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美忠实:不可叛逆的文学翻译之重

    梁实秋本打算用20年译完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而实际上用了30年。译后朋友们为他举行“庆功会”,他在会上发表演讲:要译《莎士比亚全集》,必须具备三个条件。一是必须不是学者,若是学者就搞研究去了;二是必须不是天才,若是天才就搞创作去了;三是必须活得相当久。“很侥幸,这三个条件我都具备。”作为我,当然不能同梁实秋相比,但他说的这三个条件,我想我也大体具备。我不是像样的学者,更不是天才。即使同作为本职工作的教书匠相比,最为人知晓的也仍是翻译匠。所以今天也只能作为翻译匠来几句老生常谈。

    诸位知道,翻译这东西本来就是相当不好说的东西,而作为译者说自己的翻译就更不好说。往好里说吧,人家会说你老王头卖瓜自卖自夸,不懂谦虚是美德;往糟里说吧,自己又不甘心,也未必公平。总之左右为难。但如果不说自己,泛泛而论,其实又十分好说。比如董桥。最近偶然翻阅他的一本名叫《乡愁的理念》的小书,里面谈到翻译,谈得极俏皮:“下等译匠是‘人在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’,给原文压得扁扁的,只好忍气吞声;高等译手是‘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’,跟原文平起平坐,谈情说爱,毫无顾忌。”还有一段说得颇有情色之嫌,我都不好意思引用,他是这么说的:“好的翻译,是男欢女爱,如鱼得水,一拍即合。读起来像中文,像人话,顺极了。坏的翻译,是同床异梦,人家无动于衷,自己欲罢不能,最后只好‘进行强奸’……读起来像鬼话,既亵渎了外文也亵渎了中文。”文艺复兴时期西方意大利也有异曲同工的说法:“翻译如女人,漂亮的不贞洁,贞洁的不漂亮。”言外之意,理想的翻译就是要既贞洁又漂亮。以上面董桥的话说,就是要跟原文谈情说爱平起平坐,进而男欢女爱如鱼得水。如果换成钱锺书,只一个字:化!他说:“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‘化’。”古今中外,关于翻译的言说不可谓不多,但相比之下,我还是最欣赏钱老先生这个“化”字。即使严复的“信达雅”三个字,也可用此“化”字化而为一。而翻译的所有问题,依我愚见,也都出在这个“化”字上面。就是说没有“化”好——或“忍气吞声”,或“同床异梦”,或贞洁与漂亮两相叛离,非此即彼。

    与此同时,关于翻译的所有争论也都几乎离不开这个“化”字。如贞洁与漂亮、意译与直译、神似与形似、归化与异化、等值与超越、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、语体忠实与审美忠实等,不一而足。

    “化”得最好的,英文汉译我虽然不太熟悉,但至少王佐良先生译的培根读书名言算是其一:“读书足以怡情,足以傅彩,足以长才。其怡情也,最见于独处幽居之时;其傅彩也,最见于高谈阔论之中;其长才也,最见于处世判事之际。”英汉之间,妙而化之,天衣无缝。汉译法国文学,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最服傅雷。他举傅译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开头一句为例:“Le grondement du fleuve monte derrière la maison”直译为“大江的轰隆轰隆声,从屋子后面升上来”,而傅雷译成“江声浩荡,自屋后上升”,化人为己,水乳交融,斐然而成名译。日本文学翻译方面“化”得最好的,窃以为是丰子恺先生译的《源氏物语》。鬼斧神工,出神入化,信手拈来,绝尘而去。读之可知译事之难,可叹译笔之工,可生敬畏之情。词意或有不逮,理解或有偏差,但在整体审美传达上迄今无人可比。不料日前看《书城》(2009年10月号余斌文《知堂“酷评”》),发现周作人对丰译的评价极其尖刻,谓丰子恺译文“喜用俗恶成语”、“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,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……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”,还说“丰氏源氏译稿,是茶店说书,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”。一句话,只漂亮不贞洁,“俗恶”!那么他本人译得就既漂亮又贞洁了么?未必。贞洁或许贞洁,可惜贞洁得近乎“涩”,整体审美效果明显在丰译之下。说句不恭的话吧,周作人的夫人是日本人,按理,他搞翻译应该“如鱼得水”才是,可他却好像“给原文压得扁扁的”,大气不敢出。这固然同他创作中标举的“简单味”、“涩味”之文章境界有关,但同时也和他采取的异化这一翻译策略有关,用当下较为流行的说法,就是“去中国化”,即主要对日文原著负责。而他之所以酷评丰译为“俗恶”,自是因为——在他看来——丰译的“去日本化”。

    上面所以说这许多,也是因为同我的翻译理念和翻译策略有关。我的翻译理念——如果说我有这劳什子的话——主要是对中国、中国读者负责,即要首先确认自己的翻译能给中国读者、中国文化以至中国社会带来什么。借用周作人的兄长鲁迅的话,就是要看自己是像普罗米修斯那样为中国窃得火种,还是别的什么。这样,所采取的翻译策略,势必与周作人相反,即要尽可能消除“涩味”,也就是消除日译汉特有的翻译腔(“和臭”)。在这个意义上,说是“去日本化”也未尝不可。换言之,就是想方设法琢磨找一个既贞洁又漂亮的“女人”。这也是天底下所有男人,尤其男翻译家一生的梦想。那么,之于我的既贞洁又漂亮的“女人”到底找到了没有呢?我以为大体找到了,至少在贞洁与漂亮之间找到了一个接合点。我一再主张的“审美忠实”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以为,就文学翻译而言,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。

    说到这里,请容我说一下我的翻译观,即我所大体认同的关于翻译的言说或观点,当然也多少包括我个人的体悟。我倾向于认为,文学翻译必须是文学——翻译文学。大凡文学都是艺术——语言艺术。大凡艺术都需要创造性,因此文学翻译也需要创造性。但文学翻译毕竟是翻译而非原创,因此准确说来,文学翻译属于再创造的艺术。以严复的“信达雅”言之:“信”,侧重于内容(内容忠实);“达”,侧重于行文(行文忠实);“雅”,侧重于艺术境界(艺术忠实)。“信、达”需要知性判断,“雅”则更需要审美判断。审美判断要求译者具有艺术悟性、文学悟性。但不可否认,事实上并非每个译者都具有相应的悟性。与此相关,翻译或可大体分为三种:工匠型翻译、学者型翻译、才子型翻译。工匠型亦步亦趋,貌似“忠实”;学者型中规中矩,刻意求工;才子型惟妙惟肖,意在传神。学者型如朱光潜、季羡林,才子型如丰子恺、王道乾,二者兼具型如傅雷、梁实秋。至于工匠型翻译,当下比比皆是,不胜枚举,也不敢举。严格说来,那已不是文学翻译,更不是翻译文学。翻译匠和翻译家的区别在于,前者传达语法、意思和故事,后者再现表情、感动或审美愉悦。在这个意义上,我认为文学翻译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忠实。就文学翻译中形式(语言表象)层、风格(文体)层和审美(品格)层这三个层面来说,最重要的就是审美层。即使“叛逆”,也要形式层的叛逆服从风格层,风格层的叛逆服从审美层,而审美层是不可叛逆的文学翻译之重。《达·芬奇密码》的译者朱振武教授最近在《外国文艺》2011年第6期也发表文章,一再强调审美的重要:“文学翻译是艺术化的翻译,是译者对原作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的审美把握。……文学翻译不是词句的形式对应,而是语言信息与美感信息的整体吸纳与再造。”

    不无遗憾的是,审美视角的阙如正是目前文学翻译实践、文学翻译批评的盲点所在。窃以为,随着国际交流的频繁和懂外语人数的迅速增加,当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的主要问题,较之准确性,恐怕更在于文学审美的缺位,以致“读起来味同嚼蜡,给读者充分的机会去体验阅读的艰辛,而不是享受阅读的愉悦”(虞建华语,见《外国文艺》2010年第4期)。于是人们不禁要问,原作本身是否味同嚼蜡?如果不是,那么译者标榜的忠实或准确性又体现在哪里呢?事情十分清楚,那才是致命的不忠实、不准确,纵然语法、词汇、句式等形式层面贴得很紧甚至无懈可击。换言之,无论有多少理由,翻译文学作品都不该译丢审美、审美忠实。如果丢掉审美忠实,其他所有“忠实”都不过是“愚忠”(朱振武语)罢了。而“愚忠”,换个说法,无非是“只贞洁不漂亮”,那也是任何有美学追求的人所不喜欢的。

    *林少华,著名文学翻译家,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,兼任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副会长、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著有《村上春树和他的作品》、《落花之美》、《为了灵魂的自由》、《乡愁与良知》、《高墙与鸡蛋》。译有《挪威的森林》等村上春树系列作品以及《心》、《罗生门》、《在世界中心呼唤爱》等日本名家作品凡五十余部,广为流布,影响深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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